译声专业翻译公司
当前位置:翻译公司 > 新闻资讯 > 笔译翻译 >

翻译学:数代中国人的理想追求

发表日期:2018-11-05 20:26文章编辑:admin浏览次数: 标签:

  坐在同济大学有四五百人出席的大礼堂里,听着MTI教指委副主任仲伟合教授娓娓叙说十多年前最初那四五个人如何殚精竭虑地筹划和推动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历史,加上此前不久刚好听说翻译学已经作为 “外国语言文学” 学科名下的二级学科正式列入了国务院颁布的学科目录,值此情景,我也禁不住抚今追昔,思绪万千。

  回顾起来,把翻译作为一门专业、一门科学、一门学科予以建设,可以说是数代对翻译有认识的国人的理想追求。远的可以追溯到清末马建忠,他上奏给清政府的关于设立 “专以造就译才为主” 的 “緡译书院” 的奏章,虽然主要着眼于建立培养翻译人才的机构,但实际上也已经暗含着关于翻译学的梦想。近的可以举出上世纪50年代初董秋斯提出的要完成 “中国翻译史” 和 “中国翻译学” 这样两件大事的呼吁。只是限于当时国内译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水平,董秋斯的呼吁在提出后的整整三十年里几乎无人响应。

  从现代学科建设角度提出建立翻译学,那是在我们国家进入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1987年,谭载喜继董秋斯后再次撰文呼吁建立翻译学,并就翻译学的性质、内容、任务和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然而,早春时节,乍暖还寒,谭文关于建立翻译学的呼吁虽然得到了一批青年学者的积极响应,但更多招致的却是多名前辈翻译家和翻译学者的批驳和嘲讽,“建立翻译学” 的提议被讥为 “迷梦”、“未圆且难圆的梦”。最终,这场关于翻译学的争论不了了之。

  我没有参加这场有关翻译学的争论。80 年代中,我正全身心地投入当时刚刚在中国大陆重新崛起的比较文学学科之中,追随着贾植芳、季羡林、乐黛云等前辈学者,正在亲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从无到有的过程。而这段经历也正好培育了我的学科建设意识,并赋予我开阔的学术视野。这样我在上世纪90年代就在上外率先成立了翻译研究所,并准备在此基础上建立正式的翻译学院。此事当时已经被正式列入了上外学校领导的议事日程,但后来因 “学院政治” 的原因而中途夭折。

  转机出现在2003年。这一年4月,上外正式建立了高级翻译学院,接着上外又取得了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授予权。而在此之前,我已经从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处打听到取得一级学科授予权后如何操作自设二级学科的流程。所以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我立即与刚刚建立的上外高翻学院的柴明熲院长商量,起草报告,向教育部申请自设名为 “翻译学” 的二级学科。是年年底我们即获得教育部的批复,第二年我们正式开始挂牌招收翻译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这标志着中国的翻译学学科建设已经从实体建制上得到了承认,从而为翻译学的学科建设跨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为此,《中国翻译》于2004年的第三期专门推出一组题为 “翻译学学科建设的新阶段——我国内地高校建立第一个独立的翻译学学位点论谈” 的文章以示庆贺。我在题为《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的文章中更是充满欣喜地预言:“(上外高翻获准建立了我国内地高校第一个独立的翻译学学位点),这不光是从学科体制上对翻译学学科地位的确认,它更为我国内地高校的外语院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学科和学术生长点。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这个独立的翻译学学位点的建立,我国的译学理论建没和学科建设必将迎来一个充满生机、前途无限的崭新局面。”

  果不其然,2006年6月,时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的李未院士在听取了我关于 “尽快在教育部学科目录中正式设立翻译学专业” 的意见后,当即表示坚决支持,并鼓励我尽快把有关意见整理成文,由他直接转呈教育部负责学位管理工作的领导吴启迪副部长。李校长还表示,他在转交我的信件的同时,会附上他自己就此问题写的一封信,从他的角度对我关于尽快在教育部学科目录中正式设立翻译学专业的意见给予进一步的肯定。

  同年7月,我把自己关于翻译学学科建设的意见整理成一封信请李未校长转呈吴启迪副部长。在信中我强调说:“最近二、三十年来国际上翻译学学科的迅猛发展,使我作为一名在国内高校多年从事翻译学理论研究以及指导翻译学博士生的教师不得不发出紧急呼吁,希望教育部有关部门领导能正视当今翻译学学科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现状以及国内对高质量翻译人才的市场需求,尽快在教育部的学科目录中正式设立翻译学专业,建立翻译学硕、博士学位点!”

  在信的最后,我还建议:“在翻译学学科正式建立起来以后,还可仿照MBA的模式,进行面向社会的‘翻译专业硕士’(简称MIT,即Master of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培训,这既可规范目的比较混乱的翻译人才培训市场,另一方面又可为社会培养真正合格的翻译人才。” 此处关于“MIT”(即现在的 “MTI”)的建议,我也是吸收了仲伟合教授的想法。事实上,就在我写信给吴启迪副部长的同时,仲伟合、许钧教授等学者,也都在通过不同的方式和途径,与有关部委的领导积极进行沟通,呼吁加速推进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伟合教授还带着他关于建设MTI学位点的论文初稿专门飞来上海与我和柴明熲教授商议,征求我们的意见。

  信发出后不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即打来电话,口头转达了吴启迪副部长对此问题的重视。接着,同年12月6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寄来回复公函,明确表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共同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目前尚未独立设置翻译学专业,但根据工作安排,我办正在进行研究学科专业目录修订的前期研究工作,您的意见和建议我办将在修订时认真研究。另外,关于翻译学专业学位设立问题,我办公室也已着手进行研究论证。”

  令人大受鼓舞的是,就在收到此公函回复的第二个月,也即2007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即举行了全体会议,正式审议设立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提案,且经过认真讨论,最后以全票通过此提案。从此,一个独立的、不再隶属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翻译硕士专业(MTI)学位点的建设驰上了迅速发展的快车道,乃至仅仅十年的功夫,目前已经发展到了两百多所高校都建立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点。

  十余年的努力实现了百余年的理想追求,回顾翻译学的这段学科建设史,我们有理由可以感到欣慰,也可以为之自豪。然而,检验一门学科是否真正确立却并不只是看它的数量——有多少学校开设了这门学科和建立了多少相应的学位点,或看它的形式——是否取得了高校学科建制上的承认和是否列入了国家的相关学科目录,而是要看它区别于其它学科的学科内涵和它对社会可能作出的独特贡献。当初我们专家组在起草给国务院学位办关于建立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点的申请报告时,学位办有关领导再三要求我们说清楚的一点就是:你们要建的这个翻译学学科与传统的外语学科以及外语学科名下的翻译专业课程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其实我在此前在致吴启迪副部长的信中强调的也是这一点:“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国际地位的逐步提高,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翻译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领域中的地位日显重要,对高质量的口笔译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然而,传统外语学科下的翻译方向研究生多偏重外语能力培训、而忽视了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特殊要求,无法立即满足用人单位对翻译人才的要求。因此,只有尽快设置独立的翻译学学科和学位点,才能形成专门的、科学的翻译教学与研究体系,培养出一批外语熟练、知识面开阔、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理论修养的高层次的翻译人才。” 然而现在MTI学位点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了,但是相当多的学校却仍然在袭用传统外语专业名下的翻译课堂上那套教学方法,“穿着新鞋走老路”,从翻译的理念,到翻译的内容,再到翻译训练的方法、手段,甚至教学设施(训练机器辅助翻译的实验室以及相应的翻译软件等)、实习基地,都与MTI学位点的要求相去甚远。这实在有点让人担忧:千万不要让好不容易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建立起来的翻译学学科毁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啊!借此机会,我想呼吁MTI教指委切实做好三件事:一是加强对各校MTI学位点负责人的培训,树立正确的翻译学学科理念;二是加强对各校MTI学位点任课教师的培训,帮助他们了解、掌握MTI学位点相关课程的具体要求和教学方法;三是加强对各校MTI学位点的评估,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想做好了这三件事,我们的翻译学学科就一定有希望健康正常地发展。

  (本文发表在《中国翻译》2017年第3期。作者:谢天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

相关新闻